本公众号自7月3日起开始连载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就业的形势分析和对策建议文集，至本期连载结束。往期内容可在公众号中搜索查看。

今年6月初，我带领调研组赴浙江省及杭州、宁波市开展就业形势实地调研，这也是疫情后第一次较深入的调研。召开省级有关部门座谈会1次，在杭州、宁波各召开有关企业、园区负责单位、人社部门、劳动者参加的综合座谈会1次，访谈企业18家，实地入企调查6家，获得了一些最新情况，有如下新发现：

一季度以来，在经历国内外疫情的双重冲击后，当前浙江省社会经济整体处于恢复向好状态，多数人的口罩已在我们调研前不带了，餐饮等服务业较为活跃，主要经济指标进一步回暖。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好于全国，但由于国外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仍在增加，企业预期持谨慎乐观，外贸企业对下阶段进出口走势持下跌预期，稳就业压力依然存在。

4月以来，浙江省工业产销大幅回升，规上工业销售产值同比增长8.3%，处于全国前列，其中电力生产指数5月份达到106.1，延续3月以来的稳步回升，超过去年同期水平，进一步验证了经济的重启。投资、消费都相比于与一季度有所回升向好，房地产、批发零售业等服务业复苏态势明显。

但也应该看到，受国外疫情影响，当前浙江省企业出口信心虽然有所回升，企业效益总体好转，但部分重点行业、重点企业仍然处于受到影响阶段，尤其是外贸型企业的生产预期走低。分行业看，疫情对各行业影响不相同，服务业较制造业严重、外贸型较内需型严重。在38个行业中，受疫情影响，多数行业的企业亏损面较大，尤其是纺织服装、皮革行业企业亏损面较大。此外，1-4月份，作为出口大省的浙江外贸总额同比下降3.6%，特别是出口下降6.8%，高于全国0.4个百分点，外贸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多数企业新签订单下降，二季度企业尤为明显，国外市场需求不稳成为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最主要因素。

今年以来，浙江省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好于全国。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已有2100多万省外务工人员在浙，人数高于去年同期。全省城镇新增就业37.6万人，虽然同比下降17.8%，但低于全国23%的平均降幅。一季度调查失业率4.7%，低于全国的5.9%，登记失业人员保持在36万人左右。从行业就业来看，制造业明显好于服务业。服务业在4月份也已经恢复至同期75%左右。省人社厅监测的4万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员工到岗率基本恢复至春节前水平，还有20%的企业表示存在缺工，实地走访中也发现，一些企业外贸受到影响转内贸，用工较去年同期增长，且未来三个月还有新增人员的招聘计划。

从行业用工来看，企业招聘活动减少，首先是稳住现有员工。比如调研发现多数企业都处于成长期，产品市场份额处于扩张，受疫情影响，企业经营处在增长放缓，但未达到收缩的程度。对于用工，企业为减少员工流动导致的人工成本增加，企业基本不裁员，主要是员工自动离职后的补员，但扩张性招聘有所减少，用工需求减弱。

近期外贸行业面临诸多困难，一是企业用工已趋于饱和，部分企业采取轮流上岗、或者转岗措施，比如某大型饮料企业疫情期间面对生产线员工富余的现象，采取组织生产人员就近销售、送货、搞促销等方式，尽量使富余员工收入水平不下降；二是企业员工收入减少，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工作时间减少，总体离职意愿不强，但长期持续下去可能会导致员工主动、被动离职或者返乡。比如某时装有限公司95%的产品出口欧美国家，受国外疫情冲击，未来3个月内企业将会在裁员的基础上，对全体员工采取减少工资的措施来削减人力成本，以维持后期企业的运营。

调查发现，浙江就业形势平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减税降费稳岗等政策有效化解规模性失业风险。社保减免、稳岗补贴以及员工返岗交通补贴的相关政策受企业高度评价，多数企业对国家政策表示满意，部分企业建议将社保费减免政策期限延至年底。如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到4月份获得社保返还127万元，社保费用减免293万元，加上其它补贴近500万元。

2020年浙江省高校毕业生有32万人，人社、教育等政府部门多措并举，多渠道开发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基本平稳。但受疫情影响，毕业生签约率普遍推迟，就业率普遍低于去年同期，但随着高校开学的逐步恢复，预期就业率也将回升。

农民工就业形势基本稳定，从业数量呈现上升趋势，4月达到31万人，相比上月增长0.3%。疫情期间，浙江省采取一些措施推进企业员工返岗，人社部门通过包车、包机、专列方式接返省外籍员工97.5万人，目前已有2100多万省外务工人员在浙，总量好于去年同期。

浙江灵活就业在疫情期间受到影响，但新就业形态得到发展。截止5月5日，浙江省人社厅调查了150家开展劳务派遣或服务外包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共服务在浙员工30.7万人。142家人力资源公司已发生退工情况，占调查企业94.6%，共退回员工占员工总数的15.2%；人力资源公司又把退回员工的52.8%重新安置上岗。疫情期间，共享用工、直播经济、数字经济在浙江表现尤为亮眼。企业间员工共享、主播带货有效解决疫情期间用工问题。受疫情影响较严重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服务业企业，利用与制造业企业员工共享、线下转线上主播带货等方式，进一步稳住员工。

由于国际疫情仍在持续蔓延，国际经济形势严峻，浙江外贸企业进出口信心预期仍然较为低迷，订单下滑及企业开工不足，将会对所有劳动就业群体产生较大冲击。维持劳动关系但没有实质性工作的人群压失业压力将逐步显现；旅游、酒店餐饮、娱乐等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个体户和灵活就业群体将面临较大的失业风险；农民工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里的就业压力依然存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受到挑战，签约率明显下降。

从调查情况来看，多数企业反映当前人力成本依然是企业最高的成本支出项目，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型企业反映较为强烈。如某橡胶集团反应国内工厂的人工成本占到总成本的60%，是所有生产成本中最高的。此外，疫情期间的稳岗、社保减免等政策延续需求的呼声较高。比如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反应疫情期间中央及地方政府所出台的社保减免政策，在企业稳岗、不裁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当前的整体形势看，各行各业在接下去的一个较长时期经营压力依然会很大、稳岗压力同样很大，如果此类政策中断，将直接导致他们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

虽然当前疫情造成企业招聘需求下滑明显，但随着产业链的逐步恢复与调整，同时多数大型先进制造业企业开始布局智能工厂，技能型、高端技术、管理型人才的缺口仍然较大。如某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反映目前公司普通员工招工不难，而且比往年好招，公司一线工人队伍比较稳定，但高端人才，比如技术总监等引进仍然比较困难。调查中仍然发现员工稳定性差，离职率较高的问题。如某实业集团反映，新员工离职率高于50%，导致企业在新员工招聘及技能培训上要花大量成本，还得面对培训好的人员流失的风险。

疫情期间劳务派遣、临时工、共享用工等灵活就业发挥了较为突出的稳就业作用，特别是浙江的直播经济、电商经济、数字经济优势体现明显。但灵活就业人员的政策短板依然存在，大多数灵活就业工作的就业质量依然不高，同时缺乏社会保护，部分用工不规范的现象依然存在，希望尽快从国家层面出台具体的灵活用工政策。

（一）从战略层面建立就业优先的落实机制，建立金融、财税等的就业优先机制。明确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作为人才工作来抓，而不是一般性就业工作来抓。建立对新业态、灵活就业、个体工商户等吸纳就业的金融财政税务政策支持。对稳定就业岗位较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开通专门的金融支持渠道，设立“稳就业贷款”；对吸纳技能人才和技术人才较多的企业给予“人才贷”。

（二）加大对外贸企业的稳岗政策帮扶力度。落实落细社保减免、减税降费、信用保险等已出台政策，加大向上政策争取力度，争取更多的稳岗资金、就业补贴等更多资源向浙江倾斜。加快出台支持外贸企业的稳就业、稳岗、规范性裁员等政策，给予地方更多的制定政策灵活性，鼓励结合外贸企业特色制定针对性的稳岗就业政策，比如在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以平均工资为基数的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实质性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加强促进就业资金保障，提高政策执行的可持续性。

（三）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企业培养人才的积极性。积极推进以训代岗、以工代训，培训托底帮扶就业，给予富余职工培训费和生活费补贴，继续加大对技能型人才队伍的培养力度，放宽人才落户的年龄限制。同时多渠道组织失业人员参加家政、养老培训。鼓励企业提高企业培养人才的积极性，对于企业培养的技能人才和技术工人一年后内离职的，给予企业培训补贴，解决企业不愿意培训的问题。

（四）强化公共就业服务功能，加强灵活就业人员帮扶力度。建议强化乡镇（街道）、社区（村）基层服务平台建设，做好常住地公共就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服务；加大购买社会力量服务力度，研究建立更加科学、更具可操作性的公共就业服务成果评价机制，弥补公共就业服务不够专业、不够精准等不足，同时将新就业形态等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公共就业服务范围。此外，创新研究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护政策框架，细化支持灵活就业发展的具体政策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