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或者企业家都在用英文大写字母，如V、U、W、L、I乃至耐克的√等等，描述自己对疫情后经济复苏轨迹的判断。从方法论角度，大部分要么是哥德巴赫猜想，要么是走一步看一步，要么是想从以往的衰退、危机经验中汲取点灵感。这样猜下去也不会有多大的帮助。正确的方法论，应该是看新冠肺炎的流行病学曲线，一般来说，经济复苏曲线与流行病学曲线相反。为什么要以流行病学曲线判断经济复苏曲线？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观察流行病学曲线可以使我们认识疫情事件及其经济影响的性质，既有灰犀牛的大概率性质，也有黑天鹅的小概率性质，更多的是一个青蛙的生长过程，不断地变化和变异，对疫情发展及其经济影响来说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承认并切实认识到“未知比已知多”，就需要树立底线思维，立足于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既打持久战又打非常规战。

第二，非典的经验显示，当时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从非典新增人数看，在流行病学曲线经历完整的倒V字型变化，之后的经济复苏则经历了一个完美的V字形轨迹，迅速复苏，当年GDP增长还高于上年。但是，这一次真的不一样。

第三，如何对待流行病学曲线反映了执政理念。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搞“群体免疫”那样的统计冒险。西方搞的平滑曲线的做法，是着眼于“大数定律”。从统计学意义上似乎科学可行，然而，从以人民为中心出发则不可接受，因为每一个百分点的感染率背后都是生命，每一个百分点失业背后都是民生。

密切关注流行病学曲线并不意味着只是等待和宿命。曲线不是注定的，也不应该以一成不变的方式去认识。各种防控措施本身就是改变曲线。立足于常态化就意味着不能等曲线完全见底后，再心无旁骛地复工复产。第一，从全球曲线看，截止到6月15日仍未见顶，而且将是锯齿状的长期倒W字型变化（图）。可见等是等不来的。第二，可以设计多种复工复产模式，在疫情彻底消失之前就开始复工复产，各国都根据自身特点设计复工模式。第三，保持政策定力，对于疫情小幅反弹固然要充分重视，但不应该动摇复工复产的决心，不能停止复苏经济的步伐。要靠科学、精细化管理，不要简单化和一刀切。

在中央提出的“六稳”“六保”要求中，就业都居于首位。作为“之首”的含义，既是指其对民生的重要性，也是强调这个问题的严峻性。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五等份中，收入最低的20%家庭平均收入只有615元。再往上一个档次即收入次低的20%家庭平均也只有1315元。两者相加占到全国居民家庭数的40%，大体有6亿人。这么大规模大比例的人口收入如此之低，承受不起失业和就业不足，因储蓄不足，无法保持正常收入则无法维持正常消费。

新冠肺炎疫情不是产生于经济体系本身，完全是外部冲击。带来若干重要特点，理解这些特点有助于做出对于保就业和复苏经济更有针对性的决策。下面从几个“不一样”着眼，有助于引申出相关的政策含义和建议。

首先是遭受冲击的性质不一样。一般来说危机受到的是需求冲击，宏观经济政策手段也擅长于刺激需求，进行逆周期调节。而疫情一开始就带来供给需求两端冲击，造成既不能生产也不能消费。在疫情得到控制，应该复工复产时，前期冲击出现滞后的负面效应。

就业不充分导致居民收入和消费严重缩减。第一季度城镇可支配收入累计下降3.9%，消费支出累计萎缩幅度高达13.5%。疫情转变为全球大流行，供应链断裂对我国产业造成巨大需求冲击。在PMI构成因素中，出口新订单指数在2月份下降到28.7%，3月份恢复到46.4%，4月份再次降低到33.5%，5月份继续处于35.3%的低点。

其次是保就业与稳增长之间的关系不一样。城镇调查失业率自2018年1月发布至2019年12月，平均值为5.04%，这个水平是充分就业水平的自然失业率。2020年前4个月失业率的平均值为5.85%。这个超过充分就业状态的失业水平，属于周期性失业现象。

按照宏观经济学原理，经济增长速度回归潜在增长率，就可以消除周期性失业现象。然而，由于经济复苏不同于以往，既不能指望外需也不能完全靠投资，居民消费需求需要以恢复就业为前提，按照先恢复就业，重新获得收入，进而有能力消费，为增长提供消费需求的次序，实现经济复苏。

第三是经济体系之外产生的巨大的负外部效应。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即劳动力市场失灵。需求不足企业就无生意可做，工人也无工可做，价格调节也就无济于事。因此，恢复就业需要政府以有形之手来推动。

首先，恢复并保持新创企业增长速度，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为多种所有制、多种业态、多种经营模式和多样化就业形式创造更好条件。所有低门槛就业机会都不能放弃，特定城市是否适合发展“地摊经济”，不由城市常态下的长期定位决定，而是要由在共同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是否需要说了算。各级决策者都不能冷漠，各扫门前雪。

其次，针对不同失业因素综合全面施策，扩大公共就业服务范围，提升政府援企稳岗措施实施效率，减少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通过社会政策托底民生，恢复和扩大消费需求，降低周期性失业率。最近斯蒂格利茨撰文认为，旨在为小企业提供数千亿美元贷款的薪资保障计划“设计得特别糟糕”。对我们的借鉴意义是：其一，真正的小微企业以及个体户无法从技术意义上得到这个救助；其二，企业千差万别，得到救助的不一定有机会存活，没有得到的还可能是有复苏机会的，但由于农民工没返城因而雇不到人。

所以，对应的举措也应该遵循两点原则，一是遵循心理经济学的原理“如果想让人们怎样做，将其设计得越简单越好”。二是一切旨在让农民工返城。据此原则的政策应该做到，把救助直接发放到需求者手中，直来直去不拐弯，包括把返城农民工纳入失业保险覆盖。2018年失业保险累计余额为5817亿元，这个数额本来是没有累积必要的，现在倒是可以派上用场，大约可以把失业金发放范围扩大五倍。

政府发挥“最后的雇主”职能，加大人力资本培养力度，扩大高中、高职和高校招生规模，提供技能培训以及创造培训型公益岗位等，工作培训结合形成现代版的“以工代赈”，抵消劳动力市场失灵的消极效应，也为迎接新科技革命做好准备。我们今天的人力资本禀赋得益于上个世纪的“普九”和扩招，后者是在90年代末大规模下岗失业时作为“应对”手段实施的，但是大幅度提高了受教育年限。我们面对的高质量发展急需再把人力资本积累上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