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经济界联组会上，听取有关委员关于“新就业形态”的发言后指出，新就业形态要顺势而为、补齐短板，在变化中不断完善，为全国就业工作指明方向。后疫情时代，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新就业形态成为重要力量，发挥的吸纳就业能力功不可没。新职业的涌现是新就业形态发展的突出表现，不仅推动了新经济、新业态的发展，同时也吸纳了大量人员就业，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元的就业选择，成为就业蓄水池，对稳定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社会经济发展催生了新职业的出现
新职业的发布是在系统总结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劳动者就业创业和职业教育培训等实践工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建立科学规范的职业分类体系的重要途径。新经济是“根”、新职业是“叶”，新经济催生新职业。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驱动的新经济向各领域广泛渗透，新职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正是蓬勃发展的新经济，催生了意想不到的新职业，这是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让新职业发布更加频繁。2004年，我国首次发布新职业，至2009年共发布了12批次120多个新职业。2010年国家启动了职业分类大典修订工作，2015年完成修订并颁布新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时隔四年，201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向社会发布了13个新职业信息，这是自2015年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颁布以来发布的首批新职业。今年3月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向社会发布了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人员、虚拟现实工程技术人员、连锁经营管理师、供应链管理师、网约配送员、人工智能训练师、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全媒体运营师、健康照护师、呼吸治疗师、出生缺陷防控咨询师、康复辅助技术咨询师、无人机装调检修工、铁路综合维修工和装配式建筑施工员等16个新职业。5月11日，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发布公告，拟新增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社区网格员、互联网营销师等10个新职业，心理干预指导师、直播销售员等8个工种和调整两个职业（工种）信息。与以往新职业发布相比，新职业发布间隔时间缩短，发布频率大大提高。2015年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到2019年4月颁布新职业，间隔4年。从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时间间隔不到1年，更是在2个月之后再次发布拟新增公告。今年新职业发布数量之多、密度之大是多年来没有过的。颁布的新职业呈现出向新兴产业和服务业集中的趋势。职业兴替周期加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结果，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新职业也随之不断涌现并发展起来。
新技术的飞速前进衍生新职业。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飞速发展，带来很多新职业的供给。伴随着新技术的应用、新经济的发展，网约车驾驶员、健康管理师等新职业应运而生。新职业的不断涌现也是中国进入新时代、供给层面不断涌现技术创新的结果。一方面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商业模式创新和组织模式变革。劳动市场也在新经济的推动下不断革新：人工智能推动制造业领域工作模式变革；平台组织模式重组了部分服务业；数字平台和各类数字基础设施大幅度降低了创新创业的门槛，创意阶层涌现；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浪潮迭起。这些变化共同推动了新职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科技提升引发传统职业变迁。工业机器人的大量使用, 对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系统运维员的需求剧增, 使其成为现代工业生产一线的新兴职业；随着无人机技术的成熟, 大量无人机的使用使无人机驾驶员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兴职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迅猛, 从事农业生产组织、设备作业、技术支持、产品加工与销售等管理服务的人员需求旺盛, 农业经理人应运而生。职业总是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新职业犹如一面镜子，照见了科技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
社会新需求创造新职业。消费者对于服务体验的要求不断提升，让新职业开始萌芽，新需求的不断分化与分工的细密化催生新职业的出现。伴随消费者个人收入稳步增加，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越发呈现多样化、层次化和品质化的趋势。对服务业需求的大规模增加衍生出了新职业，职业分化的延展更会产生细分。市场化触及之地，许多原来归属于自己家庭的劳务、休闲娱乐等均被细分出去变成新职业。以餐饮业为例，面对疫情带来的挑战，餐饮业本着开源节流的原则进行自救。线下暂停营业，催生线上餐饮的火热。在疫情防控期间，许多之前未开通外卖餐饮业务的餐饮企业纷纷开辟互联网订餐业务。58同城发布的大数据报告显示，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3月份餐饮行业职位需求大量释放，其中送餐员3月份平均收入超过7400元，“互联网+餐饮”的用工形式在疫情防控期间得到极大推广。
二、新职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
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广泛运用, 与此相关的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对从业人员的需求大幅增长, 形成相对稳定的从业人群，成为就业的“蓄水池”。在新职业带来新就业的同时，也为稳就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职业面向未来，符合社会发展大趋势。新职业是社会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群众生活需求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催生出的结果，新职业、新业态正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发挥着稳就业“压舱石”的重要作用，这就决定了新职业是面向未来的，是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的，是需要长期健康有序发展，不是昙花一现的产物。从人社部发布的《新职业——数字化管理师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来看，按照每 10：1 的比例做数字化管理师人才配备的企业，比没有数字化管理师的企业工作效率高出 35%-50%。在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新职业具有划时代意义。与各类产业发展拓展就业、自谋创业带动就业、公益岗位安置就业等传统就业形态相比，新形态就业对新增就业的贡献更大，可以弥补线下空间断点，后疫情时期稳就业的恢复能力更快、更强，抵消大部分疫情造成的就业岗位减少问题。与传统就业方式相比，新就业形态在就业形式、技术手段等方面都存在较高的灵活性、自由度，工作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工作时间弹性更大，招聘效率更高。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以新业态形式出现的平台企业员工达到623万人、同比增长4.2%，平台带动的就业人数约7800万人、同比增长4%。职业的更新换代既彰显了产业的新陈代谢，也是技术发展的直接结果。这种新旧职业的转换是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随着新职业不断涌现，人们的就业机会也在不断变化。在智能制造兴起之时，有人曾担忧制造业“机器换人”会带来失业问题。但从现实情况看，“机器换人”之后，尽管一线操作工人的数量减少了，但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并没有减少，许多原来掌握单一技术的工人通过培训，成长为能够驾驭智能制造技术的创新型人才，新岗位的产生速度甚至超过传统岗位的消失速度。
有利于促进就业创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孕育新业态、产生新职业，国家对这些新职业进行征集、规范，并加以公布，可以提升新职业社会认同度、公信力，满足人力资源市场的双向选择需要，从而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首先，新职业为促进农民工、大学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提供了多种选择和途径。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大学毕业生在城镇新增就业中占有很大比例，保持农民工稳定就业，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关系到就业基本盘的稳定。受疫情冲击，当前农民工和毕业生就业受到较大影响，多措并举促进重点群体就业是稳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践表明，在从事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中，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都占有很大比重。大力支持数字经济、平台企业发展、鼓励和帮助农民工、大学毕业生在平台企业、以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方式就业，有助于有效缓解就业压力，为重点群体提供更多就业选择和门路。有数据显示，新兴职业从业者月薪过万元的有24.6%，月薪2.5万元以上的有5.64%。新职业不仅为个人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同时激活了业态创新活力，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加速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价值。其次，互联网降低了就业门槛，并且使生产资料共享成为可能，劳动者大幅减少了对企业组织与资产投入的依赖。同时，在移动互联的背景下，绝大部分新职业也减少了对传统营销渠道的过度依赖，这有利于维持更具宽松度也更具活力的创业、就业生态。《2019年美团骑手就业报告》的数据显示，2019年通过美团获得收入的骑手综述已打398.7万人，比2018年增长23.3%。据美团消息，自今年1月下旬以来，美团已新提供超100万骑手就业岗位并为其创造收入。随着“互联网+”的纵深发展，预测网约配送员就业规模将超过1000万人。外卖骑手作为一种新的就业形态，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有效增加了部分学历较低、技能不足、就业岗位少等难就业群体的就业机会，提高了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质量。
有利于引领职业教育培训改革。与以往不同的是，由于新职业形态提供的服务大都无法被 AI 和机器所替代，个性化变得极为重要，劳动者本身的技能、素养、专业性，成为新职业的专业技术壁垒。国家发布新职业，将其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统一管理，是完善职业分类体系的重要举措。新职业为职业教育培训提供了风向标，开发相应职业技能标准，可以为设置职业教育专业和培训项目、确定教学培训内容和开发新教材新课程提供依据和参照，使培训紧跟社会需求，紧贴企业生产实际。有了新职业，从业者制定职业发展规划更加明晰，用人单位设置岗位、招录人员、培训员工更加有序规范，从而实现人才培养和市场对接、与社会需求同步。
为稳就业提出更高要求。其一，新技术的飞速发展衍生出新的职业，然而，技术革命往往带有颠覆性，在带来新职业者高薪就业的同时，也造成了部分旧产业的员工下岗失业，为稳定就业形势增加了压力。其二，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科技发展要求未来劳动者具备更高素质，世界银行在《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中指出，未来劳动者必须具备较高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方面综合素养，今后所有类型的工作（包括低技能工作）都要求具有高级认知技能，高级一般性认知技能的价值高于具体工种的技能。另外，人才培养有一定的周期和滞后性，无法实现与社会发展需要的实时匹配。未来大量职业都是现在没有并且无法预测的，因此，现在开展职业技能教育培养出的专业人才，很可能在未来社会已经不需要、而未来社会需要的专业人才现在也无法进行培养。其三，政府管理服务亟待改革创新。新职业和新就业不断涌现，并越来越占据重要份额，要求政府管理和服务要及时跟进，做出适应性改革和创新，尤其要重点解决新就业的社会保障问题、行业管理问题和新就业统计等问题。
三、多措并举促进新职业健康发展
随着新经济、新业态和新模式的交互演进和发展，新就业形态不断壮大。中央和各级政府从法律、政策层面加强对新就业形态、新职业和灵活就业的支持，促进劳动者自主择业。有关部门要积极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并不断研究完善支持灵活就业的政策措施和逐步清理取消不合理限制灵活就业的规定。
促进新职业发展，需要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驾护航。要完善促进新职业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现有法律体系主要针对的是企业与职工之间的雇佣关系，对灵活就业人员虽有所规定但不够健全。要顺应新职业发展趋势，补齐法律法规存在的短板，尽快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体制机制，明确各方法律关系，更新劳动关系理念，转变以“工厂制”为基础的立法理念，研究制定包括劳动关系在内的不同类别法律关系的界定标准和认定范围，做到应出尽出，形成保护新职业发展的整体框架。尽快研究修订《就业促进法》、《社会保险法》和地方的《就业促进条例》等法律法规，在其中完善关于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的内容，从法律层面加强顶层设计，为新职业从业人员的就业权益、社会保障权益和劳动保障权益等提供法律保护。其他有关新经济、新就业形态和新职业的法律法规条文也要进行修订完善，把能融合的融合进去，共同促进新职业健康发展。
要培育新职业政策增长点。对于新职业而言，发挥新职业对稳就业的带动作用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促进新职业健康发展，既要转变就业观念，进行精神支持，也要有政策的物质支持，让政策的真金白银到达新职业从业者的个人账户。应尽快出台针对新职业的就业、金融、财政、社保、劳动保障等就业优先政策。减少限制新职业发展的不合理制度规定，将针对新职业从业者的就业扶持和补贴政策纳入到政策体系，解决新职业从业者享受就业补贴、培训补贴、就业指导、技能发展等多方面的诉求。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补贴培训工作，将新职业从业人员的相关培训课程纳入职业培训体系。加快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险和失业保险试点工作，尽快建立相关社会保险制度，使劳动者在遇到职业伤害或失业风险时，及时得到补偿和救助。
要加强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研究制定适合新就业形态发展的平台企业劳动用工、工资支付等有关劳动基准，确立新就业形态人员劳动权益保护的劳动标准。研究制定适合新就业形态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和劳动保障监察制度，切实保护从业者劳动权益。提高社保政策的针对性和精准度，使更多平台从业人员能够享受到社保补贴扶持政策。对于平台企业使用或帮助残疾人、贫困家庭劳动力、零就业家庭成员等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加大社保补贴力度。
促进新职业发展，需要加大培训力度。要在提升新职业从业者素质上下功夫。要注重培养新职业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制定激励措施，形成主要由市场配置人才资源、促进人才流动的机制，营造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满足产业不断发展的需要。针对不断涌现的新职业以及新职业人群对职业技能提升的需求，要增强人才培养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匹配度，把综合素质教育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劳动者只有具备良好的知识和素质储备，才能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变化。企业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加强对企业职工岗位技能提升培训，着力加强高技能人才培训，实现“岗有所适”。可通过通识教育、在职培训等方式，建立适用性强、匹配度高的新职业就业培训系统，在专业设置、课程安排等方面大胆创新，将技能培训与职业发展有效融合，提升员工技能，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新职业的发展，徐哎哟进一步加大对新职业的培训，当前数字人才尚有较大缺口，应推进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衔接匹配，推动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向知识型、技能型就业转型。教育部门要紧贴新兴产业发展趋势，及时调整人才培养体系与方向。推动专业设置、课程内容与社会需求和企业生产实际相适应，促进职业教育培训质量提升，实现人才培养培训与社会需求紧密衔接。发挥职业教育优势，顺应科技产业发展趋势要求，突出以综合素质培养为导向的教育理念，进一步完善面向未来、面向高素质技能人才的职业教育体系。压缩层次较低的中职教育，积极推动普及普通高中教育，为下一步的职业教育奠定坚实的知识素质基础和储备；大力发展高职教育，让更多学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培养更多高层次、高素质人才；及时调整高职和高校专业设置，把职业教育渗透到整个高等教育阶段，既要大力培养社会急需的专业人才，也要适当保持前瞻性，积极促进学科融合；完善在职教育培训体系，调动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三方积极性，加强社会教育资源与企业的衔接，根据企业和社会需求，大力实施在职职工技术技能教育培训，促进职工知识技能的不断迭代更新，弥补学校职业教育滞后的不足。
要加强培训针对性，创新培训内容和方式。新职业技能培训要坚持以人为本，广泛调研培训需求，形成具体的解决方案。培训方案要改变传统单一的集中授课、填鸭式教学等模式，逐步推广工学一体化、企业新型学徒制、国家基本职业培训包、校企合作、“互联网+职业培训”、多媒体资源培训等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加强培训教材开发和课程建设。根据培训需求，做好培训教材编写、修订工作以及课程设置、开发工作，要对培训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及时对培训中发现的教材和课程问题进行修订完善，鼓励行业协会、培训机构和企业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新课程，尤其是配合企业转型升级及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要求的新职业课程。
促进新职业发展，需要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水平。要建立健全适应新职业发展的服务体系。扩大公共就业服务使用范围，从稳就业、促就业和提高就业质量角度出发，扩大当前就业扶持等各项政策服务的适用范围。加快“互联网+就业服务”体系建设，采用适合平台企业和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的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方式。利用网络信息技术，设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平台，推动形成集技能培训、资格认证、就业招聘、创业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网络就业服务系统，完善灵活就业相关服务。使平台企业和从业人员能够方便快捷地得到就业岗位信息、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缴纳社保费、申领就业、培训、社保等各项补贴，以及享受社保待遇等各项人社服务。
要搭建新职业就业岗位信息发布平台。政府可以辅助或组织建立一个新职业就业岗位信息发布平台, 负责收录未就业人员信息和招聘单位的招聘信息, 详细的记录待业者的求职意向和劳动技能。对有求职意愿者推荐相应的岗位;对有创业意愿者, 介绍创业优惠政策并为他们与可提供帮助的企业单位牵线搭桥;对缺乏技术的在就业者或者初次就业者, 可有针对性的提供职业培训;对特困家庭进行特殊照顾, 可实行一对一重点帮扶, 推荐他们力所能及的岗位。
要引导劳动者用“新就业心态”适应“新就业形态”。新职业引领风潮，但势必冲击人们固有的就业观念。从长远看，一个新职业从兴起到成熟有较长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常常伴随挫折与低潮。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观念不改，很难看到身边的就业机会。要引导劳动者秉承专业精神，保持终身学习的心态，积极顺应市场力量，找准需求定位，增强核心竞争力，练就过硬本领，同时具备创新思维，不拘泥于传统择业观念，找到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